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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绪生 孙进宝 | 论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
BSTRACT
摘要
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要求加快推进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应坚持话语继承与话语创新相结合、借鉴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学理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结合、“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基本原则；遵循如下路径：高度重视党建话语理论基础研究，构建高质量的党建话语制度体系，推动党建话语建构、解构与重构。
K
EYWORDS
关键词
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原则；路径
A
UTHOR
作者简介
赵绪生（1975-），男，辽宁海城人，法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建教研部教授；孙进宝（1986-），男， 陕西西安人，法学博士，北京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党建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随着时代与形势变化而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动态过程。基于新时代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因应构建党建理论体系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要求、解决党建话语问题需要，加快推进党建话语体系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势在必行。（一）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要求党建话语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构成的基本要素，记录和指导着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以及加强自身建设的全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新时代“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才能建成这样一个党”为主线，在推进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实践中，努力探索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而构建这一体系的关键环节就是推动党建学科化发展。然而，目前党建学科化发展的现状与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要求尚存在一定差距，党建学科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相对滞后[2]，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已成为制约党建学科化发展的瓶颈之一。有研究者指出，目前党建话语体系呈现三种倾向：一是完全采用“文件、领导讲话”的话语表述，话语体系僵硬且缺乏现实吸引力；二是完全照搬西方政治学的话语表述，面临“水土不服”的窘境；三是完全采用马列原著中的话语表述，落入“自说自话”的地步[3]。党建话语体系建设中暴露出的话语原创性不足、学术性欠缺、创新性不够等突出问题，已严重限制了党建学科的学理化发展。因此，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顺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发展要求，找到学理性和政治性之间的话语接口，以原创性的党建话语表述为新时代党建学科化发展注入新动力，以强有力的党建话语表述为党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学理性的支撑和有说服性的表达。“在学术研究中要区别对待、灵活运用不同的话语体系，提高党建话语运用策略。”[4]总之，要构建有影响力和说服力且逻辑自洽的党建话语体系，党建研究者必须重视党建话语体系建设，“提升话语创新的自信心……以话语创新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构建”[5]。
（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实践要求话语是时代的声音，具有历时而变的显著特征。作为社会实践形式的话语，都是一定时代、一定环境下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包括党建话语在内的各类政治话语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传承性和发展性。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形成与发展，同样遵循政治话语发展的基本逻辑，充分体现政治话语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时代发展大趋势、回应实践新要求新课题，提出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推动新时代党建话语与时俱进和创新发展。注重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征之一，也是推动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新话语来源于实践，并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探索与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话语体系。比如，“中央八项规定”“以人民为中心”“两个维护”“四个意识”“四个自信”“四个伟大”“四个自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我革命”“七个有之”“三严三实”“两学一做”“四种形态”“巡察”“依规治党”“打虎”“猎狐”“拍蝇”“断崖式处理”“‘三不’一体推进”等等。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出现的新话语，既为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话语素材，也为构建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提出了新要求。即如何构建兼具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彰显党建话语的思想高度、学理深度和逻辑严谨度，全面提高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三）解决党建话语“失范”“失声”问题的现实需要党建话语“失范”（注：社会学研究中的“失范”指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因传统价值和社会规范遭到削弱、破坏乃至瓦解，由此导致社会成员心理上失去价值指引、价值观瓦解的无序状态。），是指党建话语在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中因使用不规范而导致“正音”“噪音”“杂音”混杂交织缠绕的问题。实践中，不规范话语主要表现为党的权威机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从未正式使用，却在一些专家学者和党员干部中广泛使用的似是而非的话语表述。比如，“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就是典型的例子。有研究者指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说法不是中共中央的提法，在党章、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其他党内文献中，从来没用过这样的提法[6]。之所以出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这样的话语表述，源自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作出关于党的历史方位“两个历史性转变”的重大判断，即“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7]。随后不久，这一重大判断被写入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一些专家学者就把这一重大判断中关于党的历史方位第一个历史性转变的表述简化为“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并在学术界、一些党员干部中广泛传播开来。严谨性和准确性是党建话语表述的根本要求。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党员干部，必须以严谨准确的方式使用党建话语，不能根据个人使用偏好随意表述党建话语。“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表述方式，很容易造成淡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党和领导党定位，形成“去革命化”和“去领导化”的错误倾向。这种对党的历史方位重大判断的简单化和裁剪化的话语表述，既不严肃，也不严谨，已经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造成思想上的模糊认识。诸如此类的党建话语“失范”，在党的建设方面不利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利于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不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全面准确宣传贯彻；在国家建设方面不利于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利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执行、不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建话语“失声”，是指党建话语在生成、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没有回应或无效回应的问题。在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需要解决话语传播和使用过程中出现的新旧话语转换问题，需要解决党建话语的“说者”和“听者”之间话语沟通不畅、信息失真、话语冲突等突出问题，以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党建话语表述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将要发生的各种变化。比如，“治理”在被党中央正式采用前，已是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的学术话语，同时也是一些国家或地区正式采用的政治话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正式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8]。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采用“社会治理制度建设”提法。对于“治理”的理解和界定，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差别很大。中国语境下的治理是坚持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特别强调党的领导作用；西方语境下的治理一般专指社会治理，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NGO、宗教组织、志愿者组织和公民个体作用的一种自治模式，即不要政党介入的治理模式。同样在中国语境下，部分基层党员干部理解的“治理”是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对混乱状态的集中整治，因此他们更倾向于使用“社会管理”；一些专家学者研究中的“治理”特别是基层社会中的治理，更倾向于指基层社会自治、自我管理，减少政党和政府干预。可见，如果在“治理”界定上没有形成基本共识，很容易出现“一个话语、各自表述”的局面。因此，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及时对新话语进行全面准确的界定、解释和宣传，以高效权威的方式“发声”回应。否则，在党内必然导致无法以党建话语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一致行动，在党外必然导致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和管理权遭削弱，其权威性受质疑。
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持基本原则，突出问题导向，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断增强党建话语的实效性。（一）坚持话语继承与话语创新相结合话语既是时代声音的反映，也是时代创新的产物。党建话语作为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生俱来兼具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性。党建话语体系构建不仅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而且是一个需要积淀的发展过程。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以学习借鉴和实践探索为主要方式构建党建话语体系。这一时期党建话语一部分源自共产国际和联共（布），诸如“社会革命”“民主集中制”“布尔什维克化”等政治话语，另一部分源自党在革命斗争中的实践创造，诸如“党内法规”“支部建在连上”“三大作风”“三大法宝”。在革命、建设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话语继承与话语创新相结合，形成执政以来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建话语体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些具有真理性、说服力和生命力的党建话语，一定是经过实践检验而被继承下来并长期坚持使用的党建话语。党建话语从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中传承而来，同时与时代发展保持密切联系，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实现推陈出新。“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也是社会发展、实践深化、历史前进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必然要求。”[9]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党建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要求党建话语必须发展和创新，以伴随时代发展的党建新话语回应和解决党建新课题。“有些过时的话语要淘汰；有些新话语要创造；有些传统话语要沿用并赋予新含义。”[10]党建话语创新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真实反映时代变化对党的新要求，但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也不能生搬硬套式创新，更不能脱离实际搞编造式创新。党建话语创新要坚持旧话语赋新意和新话语表新意相结合。（二）坚持借鉴吸收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政党是近代以来国家政治体系中重要的政治行为体，当今国际社会绝大多数民族国家都采取政党政治。在政党问题研究中，各国各类政党都在国家政权建设的实践中探索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特别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人类政治文明既有差异性，也有共通性。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会面对许多共同的问题，政党研究者会关注和研究共同的课题，一些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也有共同之处。比如，在处理执政党与公共权力、社会之间关系方面，在执政党自身建设和领导国家建设问题上，执政党可以相互学习、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在党建话语体系构建方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同样可以借鉴吸收世界政党建设中通用的话语表述，比如代表、法治等。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把学习借鉴与自主创新结合起来，在变化的革命环境和执政环境中不断调整和创新自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11]。站在新时代发展的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在党建话语体系建设中依然应坚持开放包容态度和改革创新精神，在借鉴吸收其他国家政党话语建设经验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拓创新，立足于本国本党实际探索成功之路。“既要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摒弃不科学、不适用的话语，又要有开放、学习、借鉴、包容的心态，搭建好与国际交流的话语平台”[12]。（三）坚持学理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结合党建话语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不仅在于其强大的学理性，而且在于其强大的实践性。学理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结合形成的理论与实践互动，构成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的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建话语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以“现实的人”为根本的、实实在在的概念。在阶级社会里，话语是统治阶级意志和思想的体现，因而所表达的是统治阶级的话语体系和话语平台，其维护的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权利[13]。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其党建话语是鲜明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即党建话语由党来掌控、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据现实社会的生产关系发展变化，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构建与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改革开放实践中人的全面解放和发展相统一的党建话语体系。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的动力源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现实政治实践，问题导向的现实政治实践为丰富和发展党建话语提供丰富素材和创新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4]。新时代党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是在发展和变化的，党建话语必须要在社会实践的发展和变化中不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因此，党建话语也“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辩证统一，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15]。（四）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的不断拓展，构建党建话语体系需要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引进来”是指外文中译，即如何把国外政党建设话语正确地引进国内来，丰富我们的党建话语体系，同时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体系同国外政党建设话语体系的有效衔接和互联互通。这除了需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党建设方面著作的翻译、编辑和整理工作外，还应注重加大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建话语引进工作力度，及时准确了解和把握国际社会各类政党话语建设情况。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搭建了党际话语交流的重要平台，是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建设“引进来”的新尝试。
“走出去”是指中文外译，即如何把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以精准易懂的方式翻译成外文，宣传党和国家建设情况，增进党际交流与沟通合作。随着对外开放的力度加大，我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运行、“丝路基金”建立等方式，在“走出去”的开放发展中传播党建话语，展示党的建设成效和国家文化软实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接见外宾和出国访问中，都以面对面的话语交流方式传递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三卷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经以多种外文语种在国外公开出版发行，这不仅向国外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治国理政理念与实践，而且向国外传播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党建话语体系。无论是党建话语“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在党建话语的“内引外联”进程中，应坚持党对话语体系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政治标准和业务标准相结合，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者。
推进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应当以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四结合”基本原则为指导，从理论基础研究、话语制度体系、话语建设方式三个维度，探索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有效路径。（一）高度重视党建话语理论基础研究推动党建学科化发展，当务之急是做好打基础、谋长远的工作。“党建新话语是党建作为一门科学，研究在不断深化的反映；也是党的执政理论逐渐完善，走向科学化的外在表现。”[16]党建要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专业，构建由概念、范畴、词汇、表述等组成的党建话语体系，是推动党建学科化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以中国执政党建设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以党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用新的概念、新的范畴、新的表述来阐述新的理论，是构建执政党建设话语体系的基本任务。”[17]因此，全党上下要高度重视党建话语理论基础研究，这是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由之路。党建话语理论基础研究内容应包括党建话语主体、本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党建话语主体指党建话语的主要表达者，即谁在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其党建话语主体包括各级党组织、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党中央和中央领导人是最权威的话语主体。党建话语本体指党建话语的表达内容，即说什么。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中采用的话语主要有：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党内文献资料等文本语言表述；中央领导人、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中使用的口头表述；经法定程序形成的国家法律法规、正式公文和官方媒体方式使用的文本和口头表述。党建话语客体指党建话语的接受者，即谁在听。基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领导党和执政党的双重身份，党建话语的接受者一方面包括党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另一方面包括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各级各类组织。随着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党建话语的主要内容和表达方式都在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与此同时，党建话语的主体和客体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也随着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创新。在党建话语理论基础研究中，发挥党建话语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对党建话语发展和创新至关重要。“理论唯有常新，才能常青。”[18]党的中央部门和中央领导人在党建话语发展和创新中居于主导地位。无论是党的中央部门的文本话语，还是中央领导人发表的重要讲话，都成为引领党建话语发展和创新方向的标志性话语。各级党委宣传部门是推动党建话语解释和传播的核心部门，建议由党委宣传部门牵头，整合政策研究室、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等各方面力量推动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充分发挥党委职能部门、党建理论研究部门、各级党务干部、广大党员参与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作用，各方群策群力，形成推动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合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是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参与者，在党建话语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自身的优势，特别是在党建学科建设和学理研究方面有专长，建议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外脑”作用，形成党校（行政学院）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之间的优势互补、良性互动。（二）构建高质量的党建话语制度体系推进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必须按照依规治党和制度治党的要求构建高质量的党建话语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提出党建话语、解释党建话语、传播党建话语、强化党建话语教育等方面的机制。一是构建党建话语提出机制。话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邓小平指出，“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19]。从党建话语体系发展历程看，党建话语的推陈出新都是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与党的领导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依据不同时代的实践需要而产生的。党建话语提出机制包括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横向联动等生成方式。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党建新话语与党内法规、规范性文件发布的党建新话语，共同构成党建话语提出机制中最权威、最有效的党建话语。地方和基层党组织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在党的建设探索实践中生成的党建话语，经过不断的总结概括和长期的实践检验，被党中央采纳推广后也会成为全党的党建新话语。党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是党建话语体系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往往借鉴吸收法学、政治学、组织学、社会学的某些概念和研究方法，结合党的建设实践生成一些党建话语，被党中央采纳、推广，经党员干部接受和学术界认可后，正式成为党建话语体系中的新话语。党建新话语的推陈出新，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不竭动力，而且为新时代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坚强保障。二是建立党建话语解释制度。党建话语的本质定位是由其作为政治话语的阶级性、实践性、逻辑性、针对性等突出特征决定的。党建话语不仅要说给党员和领导干部听，而且要说给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听。为了使党建话语能够让听者听得懂、听得进，需要有权威的组织机构或人士全面准确地解释党建话语，把高度政治化的党建话语背后反映的政党意图解释给接受者。党建话语解释对于解疑释惑、提高党建话语使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党建话语解释存在解释权归属不明确、解释效力不确定、解释机制不健全、解释方式不得当等突出问题。比如，目前党建核心话语的最高解释权实际上在党中央，一些具体的党建话语解释权分布在组织部、宣传部、纪委，以解读方式行使非权威性解释权的工作分布在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干部学院以及一些党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无论是在党建话语理论解释层面，还是在党建话语政策执行层面，目前存在党建话语解释主体多元化、内容体系碎片化、精神要义杂乱化等突出问题。这些都是推进党建话语解释标准化和规范化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建议由中央权威部门牵头，构建党建话语的权威解释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适时出台党建话语解释的相关党内法规。三是完善党建话语传播机制。党建话语是政党价值观念和政策主张等政治信息传播的载体，反映政党形象、引领政党方向。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必须要掌握话语权，不断向党员及全社会传达政治信息，关注话语传播后的反馈信息，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信息传播及反馈，实现全面准确的政治判断和方针政策调整。“话语权决定了主动权，政党人数越多、执政时间越长，越需要加强政党话语的构建和传播，这样才能牢牢掌握住意识形态阵地，发挥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20]针对不同的接受者，党建话语传播必须关注话语内容和传播方式这两个重要问题。党建话语内容应兼顾学术性和政治性，理论性和政策性，话语数量和话语质量，党员话语和领导干部话语，中央话语、地方话语和基层话语，明示话语（正式文本语言）和隐喻话语（“打虎”“拍蝇”“猎狐”“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头雁效应”“病树”“歪树”）。党建话语传播要针对信息化网络化大众化时代的传播特点，善用新媒体，以灵活高效的方式实现理论话语、政策话语、领导人话语和群众话语之间的衔接转换，切实增强党建话语传播的实效性。四是健全党建话语教育机制，增强党建话语认同。作为软权力的政治话语权，不同于通过国家机器强制实施的硬权力。“话语权力是一种软权力，受众对其可以信赖，也可以抵制，也可以保持沉默。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话语软权力（没有具体国家强制机器保证实施的话语，不同于法律、法规、政令等话语类型）的成功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众的对话语的态度。”[21]政治话语具有凝聚政治共识、强化政治认知、促进政治认同，推动实现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功能。“党建话语是一个政党的‘符号’和形象，能够塑造党内政治秩序，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利于民众理解党的执政理念，巩固现行政治制度。”[22]如何增强党建话语的认同，把党建话语的政治社会化功能充分发挥出来？这就需要在党建话语的宣传教育上下功夫。党建话语的宣传教育要注意采取针对性强、行之有效的策略。基于党建话语面对的群体特征不同，应在充分考察不同话语接受者的不同特点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党建话语的宣传力量、教育力量，保证党建话语入耳、入脑、入心。必须健全党建话语的宣传机制和教育机制，用“听者听得懂”的语言讲“听者听得进”的道理，让党建话语表达的政党意图能够说服听者，增强听者对党建话语的认同。（三）推动党建话语建构、解构与重构从学科形成和发展历程看，绝大多数学科的话语体系都有话语建构、解构与重构三个发展阶段。在新时代党建话语体系建设中，我们需要加强对党建话语建构、解构与重构问题的研究。党建话语建构是指党建话语的生成，即新的党建话语是如何在一定的时空情境下产生的。关注重点是党建话语生成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是什么，如何用科学的理论分析和有效的传播机制让党建话语立得住、传得开、行得通，充分发挥党建话语在政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党建话语建构不能无中生有，也不能生搬硬套，更不能揠苗助长式强行推出，必须遵循党建话语生成的基本规律，应时而成、顺势而为、因需而成。只有在适合的条件下生成的党建话语，才有持久的生命力、强大的引领力、广泛的影响力，才能充分发挥党建话语的政治功能。党建话语解构是指在话语权斗争中如何以思辨的态度和批判的方式解读和消解对立的话语。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总是企图以其掌控的强势话语让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改旗易帜，企图让共产党人丢掉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近些年来，某些别有用心的公共知识分子和网络大V配合西方反共势力，在各种媒体上以“意见领袖”自居，一方面大肆宣扬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大肆攻击我们党的党建话语和“官方话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而我们有些人甚至党内有的同志却没有看清这里面暗藏的玄机，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经过了几百年，为什么不能认同？西方一些政治话语为什么不能借用？接受了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损失，为什么非要拧着来？有的人奉西方理论、西方话语为金科玉律，不知不觉成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吹鼓手”[23]。在所谓“普世价值”话语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亮剑”：作为西方专用术语的“普世价值”不等于“共同价值”，共产党人追求“共同价值”、反对“普世价值”[24]。在话语权斗争中，我们一方面需构建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党建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要解构西方国家话语体系对我们党建话语的渗透和影响。党建话语重构是指党建话语表述没有改变，但对其话语结构和内涵进行重组和编码，生成新内涵新精神。比如，“革命”自提出以来沿用至今，在不同语境下其内涵和意义差别很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指党领导全国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进行的武装革命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革命”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革命”指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和党的自我革命，即“两个伟大革命”。再如，近年来有些研究者把中国共产党划入“使命型政党”或“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25]。这种政党类型划分的表述方式很容易与国外的一种政党类型划分相混淆（注：国内学者关于“使命型政党”和“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英文翻译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直译成Missionary Party；二是翻译成the Marxist Mission-oriented Political Party；三是翻译成the Mission-Type Political Party。）。比如，美国政治学者奥斯汀·兰尼（Austin Ranney）以意识形态的本质，意识形态在塑造政党的政治态度、活动方式和行为模式方面的功能差异为标准，将现代政党划分为使命型政党（Missionary Party）和掮客型政党（Broker Party）。使命型政党的主要目标是为了赢得意识形态上的皈依者，而非最大化自己的选票以赢得公职[26]。因此，如果研究者要把“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作为研究使用的党建话语，不仅要有严格的概念界定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而且要从党建话语重构的角度赋予其新内涵新意义。如果要把“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作为正式的党建话语，建议党的相关权威部门给予明确的表态认可，同时以党内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等方式加以正式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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